1947年5月，时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、冀察军区司令员的郭天民，心中已有一个大胆的决定。他找到了自己曾经的领导，朱德总司令，向他表达了自己希望调离晋察冀，前往晋冀鲁豫军区工作的一番想法。朱德对郭天民的性格与能力了如指掌，毕竟当年在井冈山上，郭天民就是他的部下。朱总司令听完郭天民的心声后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“一个人在军中或者生活中，隐忍不发常常是必须的，就像一个弱势的军队，在许多时候，不一定要显露锋芒。倘若在公开场合一时口舌之快，那不过是匹夫之勇，不能成大器。”这番话对郭天民来说不仅是安慰，更多的是深刻的启发。听后，郭天民从内心深处得到了启迪。
不久之后，郭天民调离晋察冀，调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，后来更是担任了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，协助陈赓司令员指挥了无数次战斗。随着郭天民的离开，杨得志将军接替了他担任第二纵队司令员，并最终成为华北第二兵团的司令员。事实上，若郭天民当时没有离开晋察冀，他很有可能会成为华北第二兵团的司令员。
晋察冀军区和华北军区培养了大量的杰出将领，如罗瑞卿、萧克、杨成武、朱良才、王平、耿飚等人，而郭天民的名字虽未必十分响亮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能力不突出。更关键的原因在于，他由于这次调任，错过了晋察冀部队的重要战役，尤其是平津战役的决战。
展开剩余77%郭天民是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员。早在中央苏区时期，他就因支持毛主席的主张而被批评为“执行罗明路线的代表”。因而，他被撤去江西军区参谋长的职务，并被送往红军大学进行深造。尽管在学校期间，郭天民依然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，这种坚定的个性使他与许多人产生了冲突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他再次复职，担任了红九军团的参谋长，协助军团长罗炳辉指挥九军团的独立作战。
一方面，红军与中央红军的会师后，郭天民坚决反对南下，并因此被撤职，调往红大任职。在红大期间，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，甚至因试图了解和传递中央红军的情报，差点被张国焘枪毙，幸亏朱德总司令出面为他求情，才得以保全性命。随后，郭天民被调到陕北，担任军委作战局局长。1938年8月，他主动请求前往晋察冀，担任副参谋长，12月时更是接任了第二军分区（后来的冀察军区）司令员，开启了他独立指挥的生涯。
在担任冀察军区领导期间，郭天民指挥了多个重要战役，包括牛道岭、上下鹤山、娘子关等战斗。在晋察冀地区，郭天民被视为军区建设的奠基人之一，大家深知他那出色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领导才能，尤其在第二军分区这种几乎从零开始的情况下，他所带领的部队迅速成长，成为一支具备强大战斗力的部队。
抗战胜利前夕，郭天民所指挥的第二纵队已经是晋察冀野战军中装备最齐全、战斗力最强的部队。1945年，抗战大反攻拉开序幕，郭天民指挥部队迅速占领了多个城市，捷报频传。日军投降后，郭天民毫不犹豫地指挥部队赶赴张家口，成功接收了大量战略物资。此时，傅作义的部队也已迅速赶到张家口的西大门——柴沟堡。若是郭天民稍有迟疑，张家口很可能会被傅作义夺去。而张家口不仅是华北的重要城市，也是后期我军运送兵员向东北进发的关键枢纽，同时也是晋察冀军区指挥机关的重要落脚点。郭天民在这一战略时刻，凭借着敏锐的判断力和果敢的行动，抢占了张家口，为全局的胜利奠定了基础。
然而，张家口的防守并不容易。傅作义的部队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，目标直指张家口。郭天民指挥着四个团，在东线顽强抵抗傅军两军的轮番进攻，坚守了11个昼夜，歼敌上万人。若不是傅作义在西线的战术突袭，张家口的防卫战的结局可能会完全不同。
张家口失守后，晋察冀军区在涞源召开了总结会议，评估几个月来的战斗经验。郭天民因在会议中的言辞过激遭到批评。会议结束不久，朱德总司令亲自前来视察并与郭天民交谈，劝他：“一个人，隐忍不发常常是必须的，尤其是在公开场合。如果随意发泄情绪，那不过是匹夫之勇，成不了大器。”郭天民深受启发，感到非常受益。
最终，郭天民离开了晋察冀军区，调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。在“千里跃进大别山”战略进攻中，他大展身手。后期，他又协助陈赓同志参与了渡江战役，并随四野执行了大规模的迂回包围任务，向中南地区挺进。陈赓与郭天民的配合默契无间，陈赓曾称他为“绝配”。1955年，时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的郭天民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，并获得“三枚一级勋章”的荣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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